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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網絡整理 作者:中國新聞視線網小編 發布時間:2020-01-02 20:50

一般意義上講,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和結尾皆以戰爭為斷代之依據,而整個過程中亦由戰爭乃或軍事化貫穿始終,故而說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關鍵詞恐怕并不為過。除了縱向的貫穿,戰爭橫向也影響大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對于中國近代史上的戰爭,不僅是其本身,還是其影響,都還有大量研究的空間。

近代戰爭雖然硝煙彌漫,屬于“武”的范疇,但是運籌帷幄、戰略戰術策劃、戰法武器研發以及戰后的戰史、方略撰寫,都可算是“案牘”工作。戰爭史的研究,當然更是依靠史料和文獻展開的。隨著史學視野的拓展和史料的不斷擴充,戰爭史、軍事史相關資料文獻的范疇也逐步擴大,從軍事書籍和戰爭記載擴展到后勤賬冊、醫療記錄、戰爭記憶乃至照片和影像資料等方方面面。不過正因為如此,就更需要史學工作者們慎重對待這些文獻。比如:首先,由于戰爭記述的特殊性及傳統文學趨向,往往出現“流血漂櫓”“彈如雨下”之類的夸張處,需要詳細研判;其次,軍事后勤相關檔案,也需要周密比勘;再次,近代軍事類書籍或應擺脫過度近代化的詮釋,更多地位置于當日時空之下。另外,軍事文獻的編撰、發布,當今對軍事文獻的利用和戰爭史書寫,戰爭背景下的文獻命運等等,都與近代戰爭、軍事文獻這一主題相關。

在此背景下,12月14-15日,由湖南大學岳麓書院主辦的“馬上建功與紙上談兵——近代戰爭與軍事文獻”工作坊在岳麓書院明倫堂舉行。簡短的開幕式上,東道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陳宇翔,外校代表暨南大學劉增合,以及近代戰爭系列工作坊發起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孫青分別致辭。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暨南大學、國防大學、牛津大學和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就“槍炮與賬簿”“戰爭與戰備”“文獻的形成”“思想與媒介”四個專題報告了各自的研究論文,并進行了深入的學術交流。

工作坊:透過軍事文獻重審近代戰爭

槍炮與賬簿

第一場報告圍繞著軍事與財政展開,由華東師范大學的周健擔任主持兼評議。暨南大學劉增合首先報告《家國之間:晚清皇室財政的逾界與管控》一文,從“家國關系”的角度入手,以太平天國戰爭中的戰時財政為開端,就整個晚清六十余年,內廷與國家財政的界限分合,內務府與戶部的規制與逾界進行研究,由此揭示晚清內外交困之下的財政制度運作及平衡。四川大學廖文輝以《危機與應對:道光六年、十年回疆之役的協餉供應與善后討論》為題,從軍事與后勤的角度分析了清代新疆駐軍體系的形成,以及嘉慶之后新疆治理能力衰弱的原因。通過考察分析道光六年、十年兩次戰役中的協餉供應與善后討論問題,顯現了西部邊疆地區的軍事作戰與善后籌劃之間的交互影響關系。牛津大學廖平題為《西方學者對“財政—軍事國家”理論的修正與挑戰》的匯報論文,則對西方學者關于約翰·布魯爾提出的“財政—軍事國家”理論所做的修正與挑戰進行了相關學術梳理,由此建議以跨國視角來認識軍事活動,跳出民族國家的桎梏。

戰備與戰爭

第二場的四篇報告以“戰爭與戰備”為主題,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楊代春為主持兼評議!芭f影志”工作室徐家寧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八里橋戰役之戰場再考察》中,以一份1860年法軍繪制的八里橋戰役形勢圖為線索,結合這一時段的相關畫報、照片、檔案等中外資料,復原了八里橋戰役清軍、聯軍的運動路徑和主戰場地點,糾正了以往的陳說。北京大學韓策作了《疆吏與軍機:胡林翼的京城密信》的報告,由“劍影雙虹室主人”致胡林翼這封史料價值很高的密信入手,考證了其人應是當時的軍機處領班章京錢寶青,并結合其他材料對胡、錢關系進行了勾勒,進一步引申出彼時疆吏與“坐京”的互動情形與軍機不密的狀況。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張曉川的匯報以《吳大澂的槍法:督練打靶與<槍法準繩>》為題,對吳大澂與淮系的關系及其吉林履歷進行了相關介紹,分析了其“督練打靶”的契機,并在比較《槍法準繩》與同時代作品后,發現其練槍思路雖有心得但仍有相當局限,由此引發對清流與實務、戰爭與戰爭體系等問題的思考。南開大學彭賀超在《北大圖書館藏<籌陸軍芻議>及其史料價值》中,就北大圖書館所藏姚錫光的《籌陸軍芻議》進行了分析,認為該芻議的發現對于新軍制度的研究及近代人物姚錫光個人的研究等方面均有著不可或缺的史料價值。

工作坊:透過軍事文獻重審近代戰爭

會議現場

文獻的形成

第三場的主題是關于戰爭與戰爭時期“文獻的形成”,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陳先初為主持兼評議。復旦大學孫青首先就《從方略到戰史:近代中國戰爭史志成立的脈絡與甲午戰爭的即時歷史敘事》作報告。她認為中日甲午戰爭時期關于“戰史”的記錄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已出現,并進一步從近代中國歷史修撰中“戰史”的出現、甲午戰爭的即時歷史敘事與近代“戰爭”的史志化以及19世紀中文世界“戰史”成立的“歷史一致性敘事”等方面對近代中國戰爭史志的脈絡進行分析與探討。中山大學吉辰則將目光轉向了國外關于中國史的編纂。在報告《<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的編纂》中,他以日軍參謀部編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為研究對象,從編纂過程和文本對比兩個角度對其進行再研究,以便更好地把握日本軍方官修戰史的編纂源流這一命題。上海中醫藥大學裘陳江題為《孤島時期張爾田文集的刊刻始末——以相關書信的考釋為中心》的論文,通過對負責刊刻張爾田文集的操辦人之一吳丕績相關書信進行考釋,爬梳了孤島時期吳氏等人刊刻張爾田文集的原委。關于戰爭時期的刻畫與記錄,除了文獻這一常見的資料形式外,新聞記錄片作為承載當時歷史的另一類型載體也有其特殊研究意義。清華大學梁君健的《抗戰時期大后方的新聞紀錄片傳播實踐——以<電影與播音>為基礎的考察》轉換了視角,從傳播學的角度,以孫明經主編的《電影與播音》為主要考察基礎,對二戰背景下中國抗戰時期大后方戰時新聞紀錄片的生產傳播機構、放映方式與受眾以及新聞素材的海外傳播等方面作了分析,揭示了彼時新聞紀錄片之于近現代中國的民族國家和現代觀念的獨特價值。

思想與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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